父亲在兄弟六个中排行最小。但是，他和大伯却长的最像。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天，大伯从老家来，几百里路程几乎坐了一天的长途车，进家时天已黑了。妈妈给大伯作了手擀面，用大碗，大伯吃了三碗。大伯吃饭的姿势、嚼东西的动作都和父亲一样。我一边好奇的看着大伯吃饭的样子，一边闻着炝锅面的香味在心里感叹“好香哦”。
大伯来时背着一个不大的小口袋，我原本认为里面一定是大伯从老家带来的花生、红枣之类好吃的东西，但又不敢守着大人去打开，只好带着美好的向往睡觉了。
第二天中午放学回家吃饭时，看到饭桌上多了几个黑糊糊的窝头，我知道不好吃便不去动，伸手去拿用玉米面和白面掺起来和面，新蒸出的黄黄的大馒头。妈妈看到及时用手一挡说：“不行，你大伯和你爸还没回来。如果饿，吃这个可以。”妈妈指着那黝黑又黏的地瓜面窝头。此刻我才知道大伯背来的口袋里没有好吃的，竟然是十几个窝头，心理很是失望。于是，哭喊起来“不！不好吃，我不要。前几天咱们自己家蒸的刚吃完，我才不吃那。”
“不吃，饿的你轻，要知道，没粮食吃的时候，能有这吃，就是好福气了。”
“你就知道说这话。”我气呼呼的把头扭向一边。
那时猪肉大约几毛钱一斤，当然，还需要每月每家按人口供应的肉票。妈妈仔细地切着刚丛副食店排队买来到一小快肉，一边安慰我说：“好好听话，你大伯家在农村日子比咱们过度艰难，孩子又多，一年到头也舍不得吃白面。你要是听妈妈的话，等到过年，妈妈给你包能流油的肉包子吃”。
“真的吗？你说话算数。”我一边拿着那沾手的地瓜面窝头，眼里含着委屈的眼泪，一边伸出小手指要妈妈拉勾，要求妈妈一定要做到她的承诺。
时光飞逝，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我也已长到了大伯那时的年龄。可我与他那时的生活状况相比，确实有太大太大的差别。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让我们的国家真正走向富强，走向世界，人民的生活已不仅仅是一个富足了得，生活的内容不在是为温饱而争，衣、食、住、行讲究的是“养生”两字。有机、绿色的地瓜面窝头，再摆上餐桌已是身价百倍。人们要的是它丰富的营养价值，和对身体均需求的供给。
为生活所累而早世的大伯，如果活到现在，真不知会是怎样的感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