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曾在某报看到过关于热带雨林的散文，讲到有一种植物可以把高大的热带树木绞死，当时就曾感到震撼，一种关于生死的震撼，但毕竟不是亲眼目睹的。几天前，在北京，倒是亲眼目睹了这样的悲壮，所以也就有了比读报时更强烈的震撼。
在北海公园通往白塔的一条小径的两侧，对称的长着两颗云杉树，直径大约都在六七十公分上下，靠左的一颗看上去树干更粗一些，树冠则比另一颗茂盛了许多；另一颗则相应地细一些，弱一些，但其身则多了许多的绿色。走到近前，才发现缠绕其身的是一种藤萝，树干的满身绿色则是鲜嫩的藤萝叶。藤萝不是一根，而是几根，藤根长得很壮，几根最粗的根生出了十几根较粗的茎，较粗的茎又生出了上百根较细的茎，较细的茎又生出了无法数清的更细的茎……这些较粗的茎、较细的茎、更细的茎都带着它们的得意、它们的张扬甚至是炫耀，一股脑地绞绕在云杉树干上——它们的得意、张扬和炫耀是可以从它们那疯狂的繁衍、青春的绿叶和散发着香气的花朵中一目了然的。有几根较粗壮的藤茎已经勒进了云杉的树干，从云杉现存的几枝奄奄一息的枝叉看，如果没有外力帮助其斩断藤萝的魔掌，大概不用很长时间，云杉就会被继续疯长的藤萝活活绞死。
和这颗云杉比起来，天坛公园内的两颗桧柏就没这么幸运了，它们已经被活活地绞死。不知绞死它们的藤萝是不知道它们赖以生存的大树已经可怜的死掉，还是对大树的死亡不存一丝怜悯，它们仍然不顾一切地贪婪地疯长着。直至有一天，已经死去的大树腐朽了，倒掉了，缠绕在它身上的藤萝也随之一起倒地，一起腐烂，一起变为它物，一起走进新的轮回。这才真正应了一句古话：“藤萝绕树生，树倒藤萝死”。
看到这些，想起了人类，有些国家至今还存在着的绞刑。当萨达姆的脖子伸进绳索的那一刻，虽然他的面目没有任何表情，但那一刻却是生命的终点，是生与死的分界点。萨达姆和许多被处以绞刑的人都和被藤萝绞死的树木一样，它们在决定自己生死的关键时刻是被动的，是无能为力的。一旦藤萝选择了哪颗树木，哪颗树木的生命就注定会死在藤萝手里。东条英机、土肥原等日本战犯之所以被送上了绞刑架，是因为他们对人类犯下了滔天大罪，不杀之无以平民愤，不杀之无以彰显人类之正义。萨达姆之所以被送上绞刑架，是因为他遇上了比他更强权的对手，不杀之就不能建设“民主政治”，不杀之就不能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存在绞刑的国家毕竟是少数的，被处以绞刑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的，但藤萝与树的生死相依则是人类最形象的比喻。“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经济上的穷富如此，政治上的穷富无不更是如此。往往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旦权在手，便把亲来顾；一旦权在手，不是亲来也是亲。亲戚多了且强壮了，朋友多了且强壮了，自己的圈子也大了，势力范围也大了，做起事来就会更得心应手；越得心应手，就越能呼风唤雨了，交际就会更多了，围绕在他身边的人自然也更多了，依靠他而生存而招摇过市的人也自然就更多了……如此恶性循环，怎么能不最终导致“藤萝绕树生，树倒藤萝死”的人生悲剧。虽然爱虚荣、爱权力、爱财色、喜奉承、重人情、贪享乐是人类的共性，更是人生难以克服的弱点，但在一定程度上人是可以把握的。远离要命的藤萝，必要时亲手铲除藤萝，则是人的主动性，应该是人与树木的最大区别。
阅尽人世沧桑的白塔和祈年殿虽依然故我，甚至容颜焕发有加，但也只能说明过去，只能记录当年人们对美好的祈盼，对人性真善美和大自然风调雨顺的向往；回音壁也只能当做隔断历史与现实、隔断人类与自然的围墙，听到的只是历史的凝重与大自然的呻吟，已经没有能力照见人类现实的脚步，无法折射人类声音的真实。唯有公园内那些参天的古树，还在向我们述说着沧海桑田，向我们述说着生命的辩证法，用它们切身的体验向我们警示：人与人之间要和谐，人与自然之间更要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