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eliesthemanwhosenamewaswritonwater,源于英国诗人济慈的墓志铭。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中国人忌讳谈死，而西方人将死看作是一首诗。苏格拉底的一生也许就是诗意的一生，即使那临死前的审判……
一个时代无论如何狂妄，也不能在“真”的可能性面前失去谦卑。公元前399年，500人组成的陪审团在雅典对苏格拉底进行审判，罪名是他不信城邦诸神，引进新的神灵毒害青年。苏格拉底最终选择以死亡为自己申辩，为每个无知的人申辩，为那个狂妄年代的哲学生活申辩。
按照雅典的法律，苏格拉底本可以要求某种较死刑为轻的处罚，如果提出一种法庭认为适宜而可以加以接受的相当重的处罚的话，那是会对苏格拉底很有利的。我们现代人想不通的是，大智慧家竟然提出处以三十个米尼的罚金（这笔罚金，他的几个朋友愿意担保而且很容易凑齐）。要知道换作我们，也许没有哪个人不是绞尽脑汁想一个极中庸道高明的办法保全自己。是苏格拉底面对那么多人的审判脑袋一时秀逗了吗？看完《申辩篇》我们明白是他不想以承认自己有罪的让步，来避免死刑。
在七十开外的苏格拉底看来，旁人加在他身上的罪名是不成立的。他本人擅长演说和修辞，却从不会用来说谎。我们听到很多人说“我讨厌数学，因为都是数字。”却从未听过“我讨厌钱，因为都是数字。”在苏格拉底这里，如果真的是因为讨厌数字而讨厌数学，那他也定会理直气壮地告诉众人他讨厌钱。这就是苏格拉底的“真”。
罪名一：不敬城邦诸神。苏格拉底认为人间的智慧是一种知道自己无知的智慧。因此在神谕的鞭笞下，开始审视周围每一个自认为聪明的人。最终发现这些所谓显赫的人在他看来是最无能的人。苏格拉底倡导的无知之知意味着对城邦既有知识权威的否定，意欲把人们置于不断的思考之中。
苏格拉底称引进新神的原因也在这里，传统的神需要大家所做的只是信奉，新神需要大家时时思考。在这一点上，有点像《圣经》中亚伯和该隐两个人物：一个沉思型，另一个是行动型。两个人所从事的职业也是最简单、最原始的，一个是牧羊人，一个是农夫。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宠爱和选择是落在求知思考的牧羊人身上，而不是机械劳作的土地耕种者。
苏格拉底相信，只有“由灵魂本身来对事物本身进行沉思”，才能抵达真实的存在，获得“纯粹的知识”。
罪名二：腐蚀青年人的心灵。富有阶级的青年无事可做，都高兴听他揭露别人，并且进而也照做；这就增加了他的敌人的数目。“因为他们不喜欢承认他们所自诩的知识被人揭穿”。闲暇的富家子弟追随于苏格拉底，以他为榜样去诘难他人，进而发现父母、教师和祭司并不聪明，逐渐变得无礼和顽固。
苏格拉底对许多人，包括国防部长在内，都采取过这种讥讽的办法；但是人们终于认定用鸩死他的办法来使他沉默，要比弥补他所指责的种种罪恶还要更容易些。
在《申辩篇》里，我们看到苏格拉底这样说，“我和物理学的探索是毫无缘分的”。也许在他的世界里，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如何站在众人和世界之间的，在伦理的羽翼下，而非科学的庇护下，找到一块安身立命之地。这正如一位使徒的话，“我若能说万人的语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纵使我们有哲人和天使那般伶俐的口舌，而言谈跟仁爱无缘，与人类的公益无涉，就不是真正有实际价值的美德，而成了空洞、不足道的虚荣。
苏格拉底在死前对那些赞成开释他的法官说，“这是一种预示，预示着我遭遇的事情是件好事，而我们之中认为死是一件坏事的人乃是错误的”。死要么是一场没有梦的睡眠，——那显然很好，要么是灵魂移居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在苏格拉底看来，他不是在进入死亡，而是在进入生命，一种更加丰富的生命。
古代雅典强加在苏格拉底身上的两宗罪，却正是当今学术人需要强化的两个方面：敢于挑战权威；给予被教育者求真的清醒意识。
我们或许认为以前的各种看法或者流派能够保留下来，经过多次的演变和考验，能够驱除其他的竞争对手，必定是最好的，最权威的，不可抗衡的。但是实际上，时间跟溪流的性质相近，它带给我们往往是轻浮的东西，那些沉重坚固的东西也许已沉没下去，经岁月的荡涤，在等待着我们的摭拾和评判。
雅典的繁荣发展一定程度上正是源于苏格拉底带给青年的“毒害”。正是通过苏格拉底式的讥讽法、产婆术，使得大批青年对新奇知识有了更大的渴求，不再拘泥于长辈们遗留的经验说教。如同塞内加所说：“人们如果在阴影中呆久了，当他们来到光明之地时，仍旧觉得自己身处麻烦之中。”苏格拉底将青年从长辈们长期打造的阴影中拉了出来，并给了他们解决麻烦的方法——不断求知，认识自己。
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对金钱、名誉、地位的热爱不知不觉间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惯习，这带来的后果是让很多人错置了知识最终或最大的目的。诚如弗朗西斯培根在《学术的进展》一书中描述的那般：一些人求知就好像在寻找一张睡椅，让自己求索不息的灵魂有一个休息的地方；或者寻找一个阳台，使自己恍惚不定的心灵能够俯仰观赏，尽览美景；或者寻找一座高塔，让高傲的心灵高耸其上；或是寻找一块堡垒或高地，好使自己跟别人厮杀争斗；或者寻找一家商店，好为主人带来利益或生意；但是他们并不想寻找一座收藏丰富的仓库，来彰显造物主的荣耀，改善人类的境况。
20世纪60年代，一位经济学家巴金生在《巴金生定律》一书中写到这样一个故事：一家英国的大公司要投入很大的资金（60年代的亿级美元）去造一座核能发电站，可是只花了5分钟的时间去讨论。没有一个人知道一亿元是什么，到底能干什么。可在讨论去造一座员工停自行车的车库时，只需花上数千元，却讨论了三个小时。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数千元的意义，知道如何去花。巴金生定律之一便是：钱数愈大，花在怎样去使用的时间越少。在这里不妨更改一下：知识的功用性愈多，花在怎样去认识自己的时间越少。
很喜欢苏格拉底临终前的一句话，“死别的时辰已经到了，我们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而你们去活。哪一个更好，唯有神才知道了。”
我们虽未死别，但我们选择的路哪一个更好，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