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的日子(下)
三、山里的日子永难忘怀走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我们心情很是快乐,因为再也不必为每天三餐的饭菜而操心费力了。两个男生吹着口哨,不时地学着两旁松树林、栎树林里鸟儿清脆的叫声。走到山腰看到了山谷里飘浮着的薄雾
三、山里的日子永难忘怀走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我们心情很是快乐,因为再也不必为每天三餐的饭菜而操心费力了。两个男生吹着口哨,不时地学着两旁松树林、栎树林里鸟儿清脆的叫声。走到山腰看到了山谷里飘浮着的薄雾,三个女生忍不住欢呼起来:哇,好漂亮呀,我们像是到了仙境了!到底是好景不长,不是仙境不见了,而是从没走过山路的我们,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了,哪里还有心情看风景哦。实在挪不动步子了,我们一屁股坐在山路边的石崖上。抬头望着越来越陡峭的山路,想到今后每天一出门就必须翻山越岭,起初的那股子高兴劲儿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三个女生相互看着直想抹眼泪儿。就这样走几步歇一歇,好容易才到达了山脊上的大队茶场。一踏进屋门我们就瘫坐下来,个个都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粗气。看着我们的狼狈样儿,茶场里的农民们都忍俊不住笑出声来。书记安慰我们说:没关系,慢慢就会习惯的,爬惯了山路就不觉得累了。茶场所在的山脊海拨高度约八百多米,地处孝感、大悟两县的交界处,属于大别山的尾部。茶场的茶园呈阶梯状分布在几座高度相差不大的山坡上,我们每天要去不同的茶园劳动。毕竟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每天出门就爬坡的日子我们很快就适应了,走山路也能健步如飞了。
结识卷发老知青
上山之前就听说茶场里还有一位老三届的男知青,和他同时插队的几位知青都招工返城了,他却一直没有机会离开农村。见到这位老知青了,原来他个子不高,也就一米六五左右。皮肤白皙,浓眉大眼,一头天生的卷发又密又黑。在其他知青全部招工离开农村后,大队书记安排他住进了茶场。几年的劳动锻炼让他的体格强壮起来,可以挑起百多斤的担子翻山越岭。
以后的日子里我们知道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他姓程,1950年出生,是66届的初中毕业生,68年下放之前他们全家住在汉口宝善街。在他插队后不久,他的父母因为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被认定为无业游民,全家下放去了咸宁。我猜想,这就是他始终不能被招工的原因。更没想到的是两年后我们五人陆续都被招工进城了,那位老知青仍然继续过着山里的日子。听说又过了好几年,他终于离开了农村,被安排在县城的一家集体企业。
住在山里的日子,基本没有文化娱乐活动,我们带来的书籍不多,很快大家就传看完了。还有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就是下山看电影,记得那时只要山下放电影,我们六人必定集体行动一个都不会缺席。吃过晚饭立刻直奔山下,看完电影我们借着淡淡的月光有说有笑有唱地行走在山路上。那时看过的影片中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青松岭》、《海港》、芭蕾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还有钢琴伴奏《红灯记》。
平日里白天劳动,晚上闲得慌,我们六个人最喜欢的自娱自乐活动就是打扑克牌。那种玩法到底是叫“关三家”还是“管三家”我也记不清了。我们的打法就是三个男生一边,三个女生一边,出牌规则近似“跑得快”,但不是单干,要有团队合作的意识,在压倒对方牌的同时尽量照顾同伴出牌。谁先出完手中的牌谁就是赢家,谁最后出完牌,谁就是输家,输家就得在脸上贴纸条。若是一方的三个全都出完,另一方就被“关三家”,三人同时贴上纸条。每次打牌都是男老大和女老大被贴纸条的次数多,我们开玩笑说,你们老了总是跑不快。
对了,该说说贫下中农乱点鸳鸯谱的事儿了。有了老知青的加盟,我们这个知青点恰好凑成了三男三女的组合。大家都正值青春年华,相处得也很融洽。时间稍长点儿,我们就和贫下中农打成了一片,相互之间说话、玩笑可以无所顾忌。于是,从悄悄八卦发展到当面打趣,他们按照年龄把我们分配成三对“恋人”,老知青被点配给女生中最大的小李,另外的四人恰好按同庚分成两对。我和小耿属马,小郭和小施属羊。就连邓场长都认为:简直太合适不过了!
其实我心里也很清楚,和我同庚的男生小耿一直对我特别关照。从小就不吃辣椒的我,一吃辣菜就上火,经常扁桃体发炎。记得有段时间负责做饭的蔡师傅下山休假,小耿顶班为大家做饭。他每次炒菜都会在放辣椒之前为我先留下一份。我不是不明白小耿的心思,但在所有的大事上,我一贯绝对遵从母命,当然不会在自己前途未卜的时候去谈恋爱。因此,我一直把他们的话全当玩笑,对小耿也一直以好朋友相待。
出于我意料的是,这鸳鸯谱还真的就促成了一对夫妻,就是属羊的那一对,他们的姻缘我是在多年以后才知道的。当初招工之后虽然他们俩各处一地,但一直保持着异地恋的关系,1982年末有情人终成眷属,几年之后他们带着儿子,一家三口定居在汉口江汉区。
值得敬佩的邓场长
初次见到老场长时我们都有点儿吃惊,因为他是个驼背,而且驼得很厉害,几乎就是九十度鞠躬的样子。老场长姓邓,那时也就五十出头的年纪。看相貌就知道,年轻时的邓场长应该是位帅哥。尽管长年风吹日晒却依旧皮肤白净,周正的脸庞,浓眉大眼。很快我们知道了,他是在盖房上梁的时候失足从屋顶摔了下来,腰椎骨摔折了。农村的医疗条件不好,那时的农民都很贫穷,根本没钱到大医院治疗,就这样他成了驼背。虽然身体残疾了,但他依旧很勤劳,很乐观,至今他的笑貌还能清晰出现我的脑海里。大队也是为了照顾他,派他上山管理茶场,茶场的劳作毕竟要比农田里的活计轻松许多。以后相处的日子里,我们发现邓场长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一年四季他都有使不完的劲儿。盛夏时节,中午的太阳火辣辣的,我们真希望午休的时间长一点儿,可场长却总是在午饭后打个盹儿就劲头十足了,他一醒来就会冲着我们大喊:“出工哦!出工哦!”有一次那位老知青怨气上来了,小声念起顺口溜:“驼子死了两头翘,又好着急又好笑”。厂长耳朵特好使,听见这话也不生气,一边笑着一边佯作要去打这男生。后来这句看似极不礼貌的话竟然成了知青们与厂长打趣的玩笑话了。
山里的日子,清贫艰苦,但苦中有乐。采茶劳动强度并不大,需要的是眼明手快,是最适合年轻姑娘干的活儿。以前大队茶场没有女孩子居住,只是每逢春季采茶高峰期,就从山下哥生产队调集一批女孩儿上山帮忙,采茶一结束女孩们就返回山下。因为我们三个女知青来到茶场,大队书记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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