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灵，这个名字在我初中时期于我有懵懂的眷恋意义。我这个年长我两岁的女同学，在我年少时光的眼睛里：漂亮、丰盈、成熟。她清澈的眼眸是我心跳的源泉，我在这个如水般的眼眸中，第一次触摸到了情感的河流。我把我年少时光里的空幻和美丽，放进了一个少女柔软的手心。懵懂地体验到了眼神通过眼神传递给我的快乐和欣喜，那是我生命中关于性别模式逐渐清晰后的神奇美好。尽管，她只是我人生混沌时期第一个开启我情感想象的眼神，但我在这个眼神里觉醒并快乐。
《少年维特之烦恼》在我学生时代还是一本禁书，我的老师没有向我推荐。如果，我在情窦初开的少年时代能够阅读到这本小说，我相信，那个长发飘飘的少女给我的美丽和烦恼会更加具体。我对女人的长发情结就产生于这个时期。这不仅因为我的母亲就蓄着乌丝般光亮的长发，杨义灵也留着黑亮的长发。对女人的判断和评价，我喜欢用母亲作为参照，尽管没有一个女人能够胜过我的母亲。我从《红楼梦》里没有找到自己为什么痴迷于一双透亮的眼睛的答案，同样的道理，我的老师也没有给我阅读其他有关男女情爱的图书。乃至于，我的学生时代对“拥抱”、“初吻”、“性爱”这些单词是完全陌生的，我们能够阅读到的所有读物里均没有这些字眼。
在杨义灵清澈透明的眼神里，我体会了什么叫触电。所谓的触电是眼睛传递给心灵的异样感受，它让我年轻的心跳急速加快，就像血液里突然升起一轮喷涨的太阳，把我们稚嫩的脸颊燃烧成了烫人的羞涩。
杨义灵身材高挑，较我都高一截。她一直坐在我的后排，在读完初中四个学期之前，也就是初三的时候，我还没有发现过世界上有一种眼神可以勾魂夺魄。
杨义灵的家住在农村。她的父亲那时在坦桑尼亚修铁路，家境比很多同学富足。这个年长我两岁的少女衣着光鲜，衣料大多是当年比较稀贵的“的确良”和“涤卡”，也就是我们现在叫的化纤织物。少女日渐成熟的身体和渐渐扩张的曲线，隐藏于这些高档的面料中既美丽又神秘。她是我们班上唯一在夏天穿裙子的女同学，我相信在我发现那个诱人的眼神前，我的许多同学早就发现了。比如我的好同学陈孝林。陈孝林每次带到学校的野果首先是送给杨义灵的，然后才是我们。我当年对陈孝林这种做法很是不解，但在我和杨义灵第一次眼神触电以后，我开始理解了。
我现在回忆起第一次和杨义灵的眼神撞击，心跳仍会加快。我想，我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言述当年的感受。那不是溪流，而是洪水，是一种类似于死亡的快乐。是的，当我在1974年夏天从课桌上转过头和一个少女的眼神相撞后，随着我心跳的加快，我已经感觉不到呼吸的存在，我在一种窒息的快乐中惊叹于这个眼神的神奇力量。她不仅让我发现了生命性别的奇异，也让我在整个初三年级为了寻找这个眼神险些走进了迷途。其时，我还是一个没有遗过精的少年，连对情感这个词语的语意都还不清楚，更不用说把这个眼神作为情感来进行体验了。
这个眼神的存在，彻底倾覆了我单纯的快乐。我开始在节假日和见不到这个眼神的时刻焦躁不安起来，我对杨义灵眼神的寻找和迷醉，应该归结于生命性别觉醒后的好奇。我不仅在上课时回头寻找着这个眼神，还在周末放学回家的路上，躲在一个能够看见她身影的地方，用想象去捕捉这个眼神。甚至，在周一的早上，我会提前赶往那个能够看到她上学经过的地方，等候着她出现并消失在我的视界里，而其间的距离至少在800米以外。
我在这个眼神里，第一次感受着生命的快乐和纯美。
直到今天，我不认为那是我的初恋。我对那个清澈透明的眼神的迷恋，和情感没有关系。那个眼神只是唤醒了我生命中对性别模式的区分，让我开始区别男人和女人的差异。当然，那也是我人生最神圣最单纯的美丽。欲望，在年少时期不具备生命的本能属性，不成熟的身体和欲望还没有承载和感受人生这种美好事物的能力。
初三年级的暑假里，我经常去到杨义灵家的四合院。她用她父亲从坦桑尼亚带回的罐头食品和进口糖果招待我，这些东西于我是希罕之物，绝无仅有地引发了我朦胧的诗意想象。我们在青翠竹林掩映下的农家小院复习功课、展望未来，在一次次慌张迟疑的眼神里，度过了许多愿望而快乐的时光。
我在这个瓜果满架，鸡鸣犬吠的四合院里，无需羞怯于其他目光的干扰，可以长久地和对方对视，直到把对方一次次看进羞涩迷醉的心灵。直到有一天，我们在不经意间触摸到了对方的双手，我们在瞬间感受到了另外的惊慌和快乐。至此，眼神的意义开始发生变化，我们不仅从目光深处获得了心灵的快乐，居然还从双手的紧握中感受到了身体的快乐。这两种快乐让我们向往和期待，并成为我整个夏天的期待。
杨义灵比我年长，成熟少女身上散发的温馨气息，不仅俘获了我少年时期的懵懂愿望，也愉悦着我慌乱羞涩的少年情怀。在学工的矿山，在学农的农舍，我们均会因为莫明其妙的期待紧紧握住对方的双手，我们的掌心一次次汗湿，我们的目光烁烁生辉。有时候，我们在人多的场合，会因为这种期待，把对手的紧握转移到双脚的交流四昂，变成了两个人脚的紧握。这种渴望和行为既是本能的，也是单纯的，我们从中感受到了无限的欢乐。那时，我们不懂得拥抱和接吻，实际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男女之间有接吻拥抱这类亲昵的行为。
尽管，我们在眼神的碰撞和手脚的紧握中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但我们对生命和情感的理解空前幼稚，我们的年龄和我们空白的人生经历，以及我们对男女关系的朦胧认识，不支持也不可能继续这种羞涩激荡的年少慌乱。
我们这种单纯的美好结束于杨义灵突然提出的一个问题。在古佛煤矿的露天电影场，我和杨义灵坐在一起看电影《地雷战》，我老师的儿子坐在我们中间，我和杨义灵的双手绕过我老师儿子身后握在了一起。电影散场以后，杨义灵悄悄问我，“我们经常这样，会不会……会不会怀娃儿？”羞耻，是瞬间涌入我们大脑的。我们突然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了羞耻。我在这里用了“羞耻”这个词，是因为当年我们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既无知又恐惧，只能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对于杨义灵突然间提出的问题，我们无法寻求答案，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也没有办法找到答案。我们认为自己犯了错，有种模糊的犯罪感。于是，我们在初中的最后一个学期停止了这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