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一九八0年夏季，本文作者欢镜听迈着沉重的脚步，永远地跨出了四川省江津县第二中学校的大门，从此，欢镜听结束了有围墙的校园生涯，并在一个多月后，为了生计，成为江津火车站的一名挑夫（重庆人叫棒棒）。按实际年龄，那时，欢镜听还不到十五岁。
十六岁时，欢镜听放下扁担，成为一家乡镇建筑公司的小工。那家乡镇建筑公司座落在德感坝上。因为德感坝是一座小镇的名字，所以，那家乡镇建筑公司也取名德感建筑公司。不过，“公司”是后来的称呼，当年，它的法定名称叫作“四川省江津县德感乡建筑修缮队”。企业负责人将欢镜听派到四川柴油机厂九五八建筑工地，干小工——按建筑行业的行话来说：做平工。
“做平工”的人，在建筑公司的地位是最低贱的，干的活是最脏最累的。应该说，身体上的疲惫算不了什么，那时候，欢镜听正年少，精力充沛，浑身的力量宛如岩浆一般往外涌。最苦闷的是，欢镜听是一个肯思索的人，心中又有某种非流俗的价值取向。于是，工作之余，欢镜听常常将疲惫的身体放倒在砖堆上，仰望天宇深处的云卷云舒，做着许多未来的、在他人看来不切实际的梦……
这个梦，便是当作家。
于是，在欢镜听十七岁这一年，他开始业余创作，写出小诗《但愿》、写出小小说《滚》、写出散文《那儿有茵茵的草》……再于是，同样在欢镜听十七岁这一年，有了第一本作品集。他为作品集取名《男孩十七》。
若干年后，欢镜听整理自己的个人文集时，对是否收入诸如《但愿》这样类似小学生作文一样的习作很是犹豫了一番，因为，这些习作，用一句成年人“成熟了”的语言来讲：太嫩了。
后来，欢镜听想通了：虽然，世界上有天才作家，处女作便是他们的成名作，也是他们一生中最成熟的作品，但是，欢镜听不是天才。欢镜听在若干年后能够创作出稍为“成熟”一点的文学作品之前，一定有许多铺路的生涩稚嫩的习作。这些作品虽然生涩与稚嫩，却清晰地印出了一位天赋不高的平民作家在文学道路上艰难跋涉的创作履痕。
五里坡是一个小山村的名字，小山村离最近的小镇德感坝约五里路，故而得名五里坡。在五里坡半山腰，有三间四面透风、摇摇欲坠的泥土屋，那就是欢镜听的家。
这一年，欢镜听尽管已经十七岁，却还被某些成年人称之为男孩。同样在这一年，一位十七岁的男孩欢镜听住在五里坡稀牙漏缝的泥土屋里，怀着当作家的炽热梦想，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他的文学启蒙。
欢镜听将两篇习作——短篇小说《滚》、短诗《草》投给了《几江》杂志。《几江》杂志是原四川省江津县文化局主办的文学双月刊。不幸的是，当欢镜听的两篇习作慢悠悠滑过“草”地再慢悠悠“滚”到《几江》杂志编辑部时，《几江》杂志已经停刊了；幸运的是，这两篇习作被陈光楞老师看到。陈光楞老师是原江津县文化局创作办公室副主任兼《几江》杂志执行编辑。在陈光楞老师的扶植下，欢镜听的两篇习作发表在原四川省江津县文化馆主办的内部小报《几江文艺月报》一九八三年总第三期（报纸实际出版时间是一九八三年八月份）上，也就是说，在同一期《几江文艺月报》上，欢镜听同时发表了两篇处女作——短篇小说《滚》、小诗《草》；跟着，短篇小说《我们都是年轻人》、诗歌《荣誉》等习作陆续在《几江文艺月报》上发表。受此鼓舞，欢镜听壮起胆量开始向外地的文学报刊投稿。于是，十七岁男孩欢镜听在一九八三年“学文之初”时习作出来的《男孩十七》中的大部分作品，在往后的岁月里，开始陆续在一些级别更高的文学报刊上问世：
河南省文化厅主办的《传奇故事》杂志发表《几江河畔的女尸》；
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主办的《重庆工人作品选》杂志发表《生命之歌》；
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主办的《现代作家》杂志发表《找回失去的约会》；
成都市文化局主办的《青年作家》杂志发表《打孩子》；
北京昆仑出版社出版的《情祸》丛刊发表《春江路迷雾》；
四川省永川地区文化局主办的《海棠》杂志发表《年轻的“学者”》；
云南省曲靖地区文化局主办的《石林》杂志发表《诞生在大街上的新生命》；
江苏省文联主办的《乡土》杂志发表《滴泪酒》；
……
需要说明的是，部分习作发表时，编辑老师们改换了文章的标题，如《几江河畔的女尸》在《传奇故事》上发表时的标题为《泄密的情书》，等等。欢镜听感谢这些编辑老师，《泄密的情书》远比《几江河畔的女尸》好。在此，欢镜听要向那些从未谋面的编辑老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也许，有读者朋友会问：你在整理《男孩十七》时，为什么不用后来“改好”的标题，反而恢复过去“不好”的题目呢？
欢镜听答：我在整理自己的文集时，坚守一个理念，那就是，除改动文稿中的错别字以外，其余尽可能地保持当初的创作原貌，因为，只有保持原貌，才能真实地看到我在“学文之初”时的“太嫩了”，换句话说，只有通过当年我“太嫩了”的习作，才能发现“学文之初”时真实的欢镜听。
毕竟，欢镜听不是天才型的作家。
因为欢镜听不是天才型的作家，所以他才珍惜《男孩十七》，尽管《男孩十七》“太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