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7月重返宣传助理岗位后，再次担纲起宣传工作之责。
那年，我已43岁，在宣传助理圈内，属于大龄者，被同仁称为老大哥。特别是我的徒弟永华关照我：“师傅，还是发挥专长吧，搞通讯报道前景看好；不但支持我的工作，而且出名得利，是个双赢的买卖，何乐而不为呢。”在分局宣传部永华的关心支持帮助下，组建机务段通讯报道组，吸纳各车间笔杆子、土记者参加。不到月余，发稿量便居全分局之首，创出名气。是年8月末，哈尔滨铁道报社，在昂机召开通讯报道工作现场会。会上，段长代表单位发言，介绍了我撰写的《如何搞好通讯报道工作》长篇经验；观摹我段报道组实地采访；重新播放收听我段在广播电台发稿录音，切实风光一阵子。因此，昂昂溪机务段被铁路局评为通讯报道工作先进单位。我也受到段、分局、路局的表彰和奖励。
是年10月下旬，分局召开站段领导干部会议，地点是机关大楼405会议室。这次会议除党、政、工一把手参加外，还通知各单位宣传助理参加（列席会议）。在交流经验议程中，我登上全分局最高讲台——405会议室讲台，介绍《当好党报通讯员几点体会》的宣传工作经验，引起全分局领导干部的强烈反响，曾传出此人要调分局宣传部的谣传，同仁们当然对我刮目相看。趋于上升趋势的我，并没有在思想上产生“高就”意识，仍按部就班脚踏实地的工作着。1990年春，书记不知什么原因，调回分局政研室当主任，走了下坡路。趋于上升态势的我，不免心灰意懒，对仕途之路产生疑虑。蓦然回想，我在机关打拼六年来，一贯谨小慎微，遵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中庸之道，从不奢望高就，也不依赖靠山，厌恶溜须拍马，鄙视那些小人卑躬屈膝、拉关系走后门儿、送礼求官、善于钻营的不良风气。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仕途之路的险恶，人际关系的复杂，派别斗争的激烈。谁掌权谁网罗人马，组织嫡系部队，已成官场之定式。我一不拉帮，二不结伙，属于那种只知低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的“中人”，很不适应当时的形势。我心知肚明宣传助理一职不养人，只能算作一个跳板而已，要想挪动极其不易，干行政不适应，继续留在党务，又看不惯那里的明争暗斗，什么推荐为副书记预备职，只不过是对我的精神安慰而已。是年10月，工会教务主任调转山东临沂，誊出空缺。我经过反复思想斗争，鼓足勇气，向党委书记（段长兼）提出辞去宣传助理改任工会教务主任的请求，我不知什么原因他竟欣然同意，但副书记张某说啥也不同意：“这不是走下坡路吗？胡闹！”因此，撂下不提。过了一段时间，在我再三请求下，终于得到同意，我又回到工会干教务主任，“群众组织部”当即传出“激流勇退”的说词儿。
那一年冬运刚开始不久，我和工会一班人正在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大张旗鼓地搞发动之时，遇到一件哭笑不得的事情，至今记忆犹新。有一天中午下班前，正要到食堂吃饭，突然电话响了起来，接听声音很小，急忙对着话筒喊：“请大点声，听不清。”电话里声音稍微大了一点“我是分局工会生活科孟凯军呢，听不出来吗？你现在忙不忙，有点小事儿求求你呀。”原来是孟科长，过去的老熟人，我急忙问：“大科长有什么事求我这个小主任？”紧接着电话里说：“王主任，我有个小表弟到你们昂昂溪东方红机器厂给单位买零件，差人家300元钱，他谁也不认识，你能不能帮助解决一下，明后天就送还。”我一愣，当即和春生主席说了孟科长借钱的事，“那能不借嘛”春生笑着说，我顺口在电话里答应了孟科长，电话里接着说：“我表弟一会儿就到你那儿，谢了。”过了不到一刻钟，闯进一个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进门就说找工会王主任，“我就是，孟凯军是你什么人？”我想核实一下，他红着脸小声回答：“是俺表哥。”只见他低着头，两只手放在一起搓来搓去，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电话里说的和来人相符，没什么可怀疑的，我从口袋里掏出300元钱，递给来人，他头也没抬，急忙把钱接在手里，深鞠一躬，低声说：“谢谢，明天就送来。”说完转身急忙离去。事情过去半月，也不见有人来还钱，更不好意思打电话问孟科长。有一天，春生主席要到分局工会参加例会，我说能不能问问那个借钱的事儿？“那咋好意思问”春生满不在乎地回答“可能人家是大忙人，没时间过问他表弟的事儿，能差你那俩钱儿！”我无话可说，只能耐心等待。两天以后，他开会回来对我说，已经暗示过孟科长，其人一点儿反映也没有，好象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儿似的，也不好意思追问下去。我自认倒霉，就当丢钱免灾。一来二去也就忘得一干二净。翻过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我接到一封大庆让胡路车站公安派出所寄来的挂号“列车便”（信函），打开一看，里面有人民币300元，并附有一封《办案处理要件》函。原来，冒充孟科长表弟的家伙，用同样的欺骗手法，到让胡路电务段工会行骗，该段工会主席巴特尔过去干过保卫工作，当即与孟科长再次通话，识破其行骗伎俩，扭送公安立案审讯。从其交代中知到了我的受骗经过，并把我的被骗钱款追回。至于犯罪分子怎么知道孟科长的？为什么选择我作案？一时间，分局工会上下传得沸沸扬扬，大家都当笑话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