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看到城市林立栉比的高楼节节拔起，不由人常常想起老家那生我养我了整整十八个春秋的窑洞来。
我的家位于宁夏固原黄土高坡的崖(读ai)上。所谓崖，不过是数以千百万年来雨水冲涮出一个个或孤或连的平台而已。崖的四周则陡峭突兀，沟壑纵横，祖祖辈辈的庄稼人就势依坡，在崖的边陲用镢头挖出了一孔孔大大小小的窑洞来。日出崖上而作，日落窑内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繁衍在这块赖以生存的黄土地上。
老家的窑洞和陕北的窑洞有很大的差异，陕北的窑洞就地取材，多数用石块砌成，且小巧玲珑整齐排列；而老家的窑洞则不然，纯一色的黄土造就，参差座落，高低不齐。整个村子落座于一个凹形的崖边上，就像店铺里陈列在货架上的商品布满山坡，只要有人站在崖面的制高点上吼上一声，全村人几乎全能听到。
夜幕低垂，站在坡谷招眼望去，孔孔窑洞散射出点点亮光和瞑暝星空连成一片，时隐时现，天人合一，蔚为壮观。深秋季节，家家窑面上挂满了一串串鲜红的辣椒和金灿灿的玉米棒子，让人醉心，活像一排排色彩浓烈的巨幅油画。村上的青年汉子托媒说个媳妇，老丈人通常是不去先看小伙长相如何，而是先视察其家有几孔窑洞。窑洞的大小多少则成了这门婚事成败的关键，成了庄稼人富有程度的象征。
老家的窑洞很大，大得出奇，大的似乎能包容下整个世界。推开窑门，旁边就是方方正正的柴火炕，炕和灶头连接贯通，上竖两顶能容三两桶水的锥形大锅，锅边架一面案，案板后面陈列一排排水缸、面缸之类的器皿，接着便是装着谷物的粮食囤，后面还有小毛驴被戴上眼罩在不停地转圈拉动着磨盘磨面。
小时候，记得村里冬上来了皮影戏，老艺人便选中了我们家的上窑做剧院，撑起帐子燃起灯，敲敲打打唱了三天大戏，惹得半个村子的人都亲密无间地浓缩到这块小天地里，津津乐道地享受着这古老文化给自己带来的无穷欢乐。同时，也津津乐道地享受着这老祖先遗留下来的宝贝窑洞给自己带来的欢乐无穷。
冬暖夏凉是窑洞固有的特性，外面温度越高，窑内越发凉爽。三伏天的晌午，在崖上晒红了脊梁的父辈们总要进入窑内歇息纳凉，一不留神打个盹，还要感冒打喷嚏，所以，即是在炎热的夏天，人们还要在炕内燃把火，驱驱窑洞内的寒气。入冬了，一场大雪给崖上的冬小麦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忙碌了一年的父辈开始闲了下来，于是烧热炕头，燃起旱烟，一边喂着牲口，一边串着门户，或聚在一起听着村里有识文之人讲述着自己加工和演义了的故事，或重复着那些没盐没醋的陈年老话。
我的小学是在窑洞里度过的，是在隔壁王妈家的窑洞里读的书。窑的尽头是一块土置的黑板，两侧摆放了一排排简易的桌凳。靠门有一土炕，这便是老师的床榻，炕边放一单桌，是老师批改作业的办公场所，那时四个班级的同学一同挤在一个教室里，一个老师执教一村的学生。天变冷了，有些家庭不济的同学没有棉鞋穿，老师就叫他们上炕听课，一边暖和着手脚，一边聆听着课文里那些让人向往的美好憧憬。
出了窑便是院落，也是我们最好的活动场所。下课了，师生们便一起做起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来，老师当母鸡，大个儿同学做老鹰，一阵阵折腾，一阵阵巧妙迂回，老鹰的灵活机智把老母鸡身后的我们这些小鸡一个个拌成了土蛋蛋，大伙乐的前仰后翻，乱成一团。兴致未尽，老师便长长地吹了一声哨音，停止活动，于是同学们迅速从地上爬了起来相互拍打掉身上的黄土，蜂拥窑洞之内，笑声顿时变成了朗朗的读书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考入了城里的高中，将远离家。邻里大婶、大嫂一边摸着我的头，一边羡慕地直唠叨：“娃娃终究离开了这个土窝子，再不用常年打牛下半截了，要住洋楼吃白馍。”听了这些戏谑赞美之词，我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离家的那天直面孔孔窑洞，说不清道不白地流下了两行眼泪。
后来到了大学，也常常做与老家窑洞有关的睡梦。毕业之后回家，我顾不上走亲访友串亲戚，而是把家乡的沟沟洼洼先转了个遍，把家乡的孔孔窑洞摸了个遍。
进入新的千年，家乡也旧貌换了新颜。如今的父老乡亲都已搬迁至崖上居住，搬迁至一幢幢亮堂、高大的房屋之内。即使这样，只要踏上家乡这块热土，我仍然要去看看被人们遗弃了的，过时了的破烂不堪的窑洞，仔细追忆脑际残存的儿时梦幻。
噢，窑洞，古老不朽的窑洞，你是我心中永远不可丢弃、永不坍塌的神圣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