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1日是建国十周大庆的日子，我有一位老朋姓迟，是那一年10月2日凌晨1点出生，他没有赶上国庆十周年大庆，他的父母很是后悔，给他取了个名字叫迟见十，现在还叫迟见石，但不是十年大庆的十了，是石头的石，意思是很晚很晚，很迟很迟才见到了石头，别看名字难解释，但他是长三角古玩界的名人，大名鼎鼎的姑苏见石宝斋的迟老板。
我和迟老板是战友，迟见十比我早当半年的兵，我一到连队就和他睡在一张架子床上，有时他睡上铺我睡下铺，有时他睡下铺我睡上铺。
迟见十性子温，动作迟缓，从当新兵起一遇到紧急集合他总是跟不上趟，连里就安排他做了器材仓库的保管员，见十仗着慢性子硬是把纷乱的仓库管理成军区模范仓库。我虽然是个急性子，但不影响我俩成为好朋友，我俩一样的喜欢香港影片《三笑》里的江苏民歌，那些插曲简直就是前人留存给我俩的最合口味的情歌，时不时地一唱一和。
四年后我提干做地雷排排长，又过了一年，见十退伍回到苏北海边的老家，顶替父亲进了县化肥厂，又一年结婚，又一年生子，又一年坐上了县化肥厂驻江南石化总厂的办事员的宝座。江南石化厂是上海石化的兄弟单位。
这一年底，我转业分配进江南石化第三工区，在一次业务会上我与迟见十偶然相遇，格外兴奋，从此，见十成了我家饭桌上的常客，一到周末假日我俩就喝一杯洋河大曲，卡拉OK一下，我们还是喜欢的军旅歌曲，每一次也都少不了唱《三笑》里的唐伯虎那有情有意的唱腔，最少不了唱的是唐伯虎点秋香时唱的那段，“芳名叫石榴，多情又多油”，“好一个天仙，好一个婵娟”，可惜没有磁带伴奏，只能干唱，硬唱，每到这时我的夫人不得不对我快停，她说我们在唱酸曲，她的大牙都要算掉了。
不知什么原因，第二年一个冬天，迟见十来我家次数减少了。
春节前，见十突然来向我告别，那一天我两人都喝多了。
见十说，他的家乡有一句流行语叫“想致富，当干部”，因此，他决心回家竞选村党支部书记，他说他若能当上村支书再争取连任可当六年村支书，怎么着也能挣到六万元的收入，比干厂里的驻外办事员强多了。
见十起身要走，我拿出一枚旧银元相赠，就是袁大头。我告诉见十我岳父家早年是个不小的富裕户，今年秋，岳父家建房子，从旧房基下起出老祖宗埋藏的一坛子银元和一些古瓷器，大部分银元和瓷器通过地下手段变换成了人民币，靠着这笔祖宗留下的财宝，岳父家盖起了一座两层农家小楼。楼房建好了，岳父将剩余的祖产分给儿女，我家得到一只红木方凳还有十枚银元。见十看看他屁股底下坐的红木方凳，再看看手里的银元，抱拳告谢离去。
八年后的四月，江南石化第四期工程开工，出土了一批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陶器，一时轰动。不久，戚继光抗倭部队粮草官方铜印和水军水寨栅栏门等文物又相继出土，顿时招引来路不同的文物贩子和收藏者云集江南石化地区。
一天晚上，迟见十不请自来，两个老战友相见，先拍背拥抱，再举杯畅谈。原来，见十如愿当了六年村党支部书记，但真正发财却不是靠支部书记的报酬。见十给我讲了一个他发靠一块石头财的故事。
　他说。
　我当书记第五年的冬天，参加县里的“三讲两学”学习班结业回家，路经同学办的宝石斋，我对同学摆设的那里稀奇古怪的石头不感兴趣，但同学说省里就要投资在我们村东修一座水泥预制厂，为苏北铁路制造水泥制品，我一时高兴，和同学多喝了几杯，天黑了才骑着车子往回赶。骑着车子慢慢悠悠走近我们村东，那是一大片麦地，有五十多亩吧，就是那片预计建水泥预制件厂的地方。
迟见十说到这里嘿嘿一笑。
嗨，你说怎么着。不远处有一束绿光，一闪一闪地，像咱当年在工兵部队用的那种激光测距仪那样绿光，咱都是当过兵的人，共产党员，不信神也不信鬼，我跳下自行车，大步走向绿光闪烁的地方，那绿光一直指引着我。
　嘻嘻。迟见十又是一笑，我聚精会神听他向下说。
　你说咋的，建十顿了顿，接着说，我一弯腰，你说怎么着吧，嗨，嗨，一尊碧绿碧绿的玉圭躺在麦田垅里。
　见十没有说往下的故事，更不说这尊玉圭后来怎么样变成他的钱，只是说他在水泥预制件厂建设中收集了一大批文物，靠这些文物他发了家。党支部书记任职期满，见十拍拍手离开老家，在苏州一座公园旁开了一家见石宝斋，专做宝石奇石生意。迟见十也改名迟见石，石头的石，这下子你就知道迟见石这个名字的意思了吧。
打死我也没想到，见石这次来给我带来了一份特殊礼物，电影《三笑》的DVD碟片。我们二人边放碟片边说着年轻时说的那些让人红脸的悄悄话，碟片也让我们兴致大起，随着片子唱起来“好一个杭城，好一个西冷。到灵岩拜一拜灵岩神，再回苏城”。
唱归唱，我总觉得见十心不在焉，见石说他不但知道我是三工区工程处的副处长，而且还知道是工程处的机械五队的055号挖掘机第一时间挖出的江南石化四期工程的两批文物，甚至他还清楚地知道我参与了两批文物的现场管理。
见石的话我一听就明白，但我实在帮不上他的忙，但我还是告诉他这两批文物一发现就上报了县市文保局，市公安局和武警支队的精兵强将都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经过二十多天的抢救开挖，两百多件文物中的精品一部分运送省里，一部分送交上海博物馆，一些碎砖烂瓦至今放在我们工程处办公室的地下室，这些东西大概没有什么文物简直了。在见石的央求下，我带他去地下室看了那些遗留的文物残渣。见石掂量着一块泥疙瘩，掰开，一枚火柴盒大小的白玉猪落在他的手里，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反正回到我家里，见石将两千元钱拍在我家那只红木老方凳上，重重地说：“明年我再来，有了好处二一添作五，最少也给你五千。”
第二年，见石没来。
见石离去的这一年多里，他与我如同开了热恋电话，从月月通，到周周通，再到天天通，直到我听到他的电话躲避也来不及，我发现做玉石生意的见石，见石眼红，满地找钱，每每和我说起工程上玩土的事，简直就是一位土建土工和古建专家，不再是县水泥厂驻外办事员，也不是农村党支部书记，更不是当年的工兵器材仓库保管员了。
去年春的一个周末，见石在电话里和我谈上海金山的新农村建设和高速公路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