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27—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这位出自“细族孤门”的东汉前期思想家，一生受到豪强打击、排斥，在孔孟儒学取得独尊地位的情况下，花费三十年心血，著成《论衡》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仅存篇目。《论衡》占有史料十分丰富，逻辑力量非常之强，引经据典妙语连珠，实存以通津草堂本为全，前人多有校勘。而宣判孔丘之言“虚妄不实”与孟轲之论“浮淫之语”，集中批判孔丘的“生而知之”和孟轲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以及肯定商鞅和秦始皇等法家的历史功绩，则是《论衡》的灵魂。至于集中反映在《论衡·命禄篇》里的天命论思想，则说明王充在走向唯物论的道路上却陷入了唯心的泥潭。　
假言树立进攻靶子，是《论衡》驳论的基本技巧。《论衡·逢遇篇》里说，有一种世俗议论认为：“贤人可遇，不遇自其咎也。……以夏进炉，以冬进扇，为所不欲得之事，献所不欲闻之语，其不遇祸幸亦，何福佑之有乎？”意思是说，若想得到人主的赏识，就要投其所好，而不可为其不欲；如果为其不欲，自己得不到人主赏识本是咎由自取，那不招致祸端已属幸事。王充反驳道：“进能有益，纳说有补，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补而得佑，或以有益而获罪；且夏时炉以炙湿，冬时扇以翣(sha)火，世可稀，主不可准也。说可转，说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己为文则遇；主好武，己则不遇。主好辩，有口则欲；主不好辩，己则不遇。文主不好文，武主不好辩，辩主簿好行，行主簿好辩。文与言，尚可暴习。行与能，不可卒成。学不宿习，无以明名。名不素著，无以遇主。仓猝之业，须臾之名，日力不足不预闻，何以准主而拿其说，进身而托其能哉？”联系后文，其大意是说：谋图知遇而投其所好，实际不如“夏炉冬扇”对人主对自己有益。因为遇与不遇的主动权不在自己手里，它取决于人主能否“量操审才能”；如果自己确实“节高志妙，不为利动，性定质成”，就不必担心得不到人主的赏识而被重用了。
大量使用史实典故，是《论衡》论据的基本来源。王充为使自己的论述更加有力，几乎每篇都跟《论衡·逢遇篇》一样，大量使用史实典故，而且行文如流水，文采飞扬，类比精准，阐释深刻。如论投其所好不如夏炉冬扇时，他明确指出：“或无伎，妄以奸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窃簪之臣，鸡鸣之客是。窃簪之臣，亲于子反。鸡鸣之客，幸于孟尝。子反好偷臣，孟尝爱伪客也。以有补于人君，人君赖之，其与固宜。或无补益，为上所好，籍儒、邓通是也。籍儒幸于孝惠，邓通爱于孝文。无细简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娴，皮媚色称。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丑面恶色，称媚于上，嫫母、无盐是也。嫫母进于黄帝，无盐纳于齐王。故贤不肖可预知，遇难先图。何则？人主好恶无常，人臣所近无豫，偶合为是，适可为上。进者未必贤，退者未必愚，合幸得进，不幸失之。”王氏“二宜”者，实乃透骨之言。
滴水不漏无懈可击，是《论衡》论证的基本特点。王充说：“凡人仕宦有稽留不进，行节有毁伤不全，罪过有累积不除，声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遇外祸，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动之类，咸被累害。”进而说，“修身正行，不能来福；战栗戒慎，不能避祸。祸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己力，故谓之福；来不由我，故谓之祸。”他将人之所累所害归结为“三累三害”，这是《累害篇》里最精彩的内容：“凡人操行，不能慎择友，友同心恩笃，异心疎（原字左足旁，我打不出来，只好代之以‘疎’，下同）薄，疎薄怨恨，毁伤其行，一类也。人才高下，不能均同，同时并进，高者得荣，下者惭（原字为‘斩’加心字底）悔恚，毁伤其行，二累也。人之交游，不能常欢，欢则相亲，忿则疎远，疎远怨恨，毁伤其行，三累也。位少人众，仕者争进，进者争位，见将相毁，增加傅致，将昧不明，然纳其言，一害也。将吏异好，清浊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举涓涓之言，浊吏怀恚恨，徐求其过，因纤微之谤，被以罪罚，二害也。将或幸佐吏之身，纳信其言，佐吏非清节，必拔人越次，迕失其意，毁之过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为所憎，毁伤于将，三害也。”而且王充认为：“未进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虽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颜回、曾参不能全身。”今天看来，三累三害何尝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