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活庄人想过受活、天堂日子的念头贯穿了整部小说，他们为此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践，包括“入社”、进行“绝术表演”、“退社”等等，但是最终的结局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作家阎连科以冷峻的笔调、“狂想现实主义”的激情描写了受活庄的历史，而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革命”以后的几十年间，曲折地表达了作者对于历史、政治的深刻反思和批判，正如小说封面的题词所写：“忘记，是我们共同的罪恶；去认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回家吧，那里有我们需要的一切。”
在我看来，整部小说就是一部政治寓言。当然，小说对于政治的描写绝不是作家本人所深恶痛绝的那种“现实主义”，他采取的是艺术化的手段。在小说中我们看到，在自然状态下的受活人过得正是受活日子：男耕女织，有吃有穿，自由自在，天不收地不管。虽然受活人都是残疾人，但是他们并不因此而失去什么，相反，他们因为在某方面的残缺获得了“绝术”，也因为残缺而心境平和，懂得了过受活日子的不易，也就更加珍惜这种生活。受活庄本身的形成就是政治大迁徙的结果，所以说他们根本不可能与政治绝缘。无论他们如何珍惜这种日子，政治力量的渗入几乎不可避免，而每一次政治力量的渗入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次灾难。
小说在“絮言”中讲述了这样一个古老的故事，即知县与花嫂的故事。年青的进士在赴任知县的途中，路过受活庄，看到了美丽的花嫂和满坡的花草，土地肥沃粮食不缺，顿时被深深吸引了。他被这种天堂般的日子所吸引，连当知县也不去了，自残了手臂，留在了受活庄，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神仙日子。但是这种日子并没能长久，原因是被朝廷知道了，他们想：“你们这不是用残人的受活日子讥弄圆全人的盛世吗？”于是，知县被充军了，圆全的儿子长大后也离开了自己的母亲，留下了孤单的花嫂和满坡的花草。受活的日子因为强大的政治力量的介入而改变。随着小说的展开，我们看到，受活庄的每一次灾难都是由于这种力量的介入而造成的，尽管在表面上可能有千万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当然，在“革命”成风的年代里，这样的灾祸更加腥风血雨，一茬比一茬猛烈，一次次将受活人拽入绝望的境地。
茅枝婆是积极推动受活庄“入社”的“革命者”，后来又成了坚决要求“退社”的最坚定的人物。茅枝婆是早年间到过延安的革命人物，她的家人在被误以为是叛徒的情况下执行了枪决，后来真相大白，她才被当作革命遗孤对待。后来在和一个红军排长逃难的过程中，她在遭到对方的非礼之后又被抛弃，不得已走到了受活庄，成了受活庄上的人。其实她早应该明白，对于某一群人的过分依赖必然导致悲剧的出现，不管这群人自称有多么先进和伟大。但是根深蒂固的革命情结害了她，也害了受活庄。当她赶了几十里山地知道全中国人都已经加入了合作社时，她按捺不住自己的革命情结，动员自己的丈夫一起，在三县之间忙活了近半年时间，终于将耙耧山脉深处的受活庄成功划入了双槐县的行政区域之内，加入了“史无前例”的合作社，过上了他们以为的“天堂日子”。而事实并不如他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美好，在经过短暂的受活之后，接二连三的是灾祸，先是“铁灾”（大炼钢铁）、“大劫日”（圆全人抢了受活人的粮食），后又是“红灾”（遭批斗）、“黑罪”（修梯田，受活庄为此死去不少人）等，耙耧深处的受活人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受着时代的腥风血雨，只是他们的自身的残疾而遭受了更多的罪恶。茅枝婆成了受活庄的罪人，这成了她日后坚定地要求“退社”的最直接的心理动因。
受活人的社还没有退成，便遭受了一场“大热雪”（夏天，六月里下的雪）。等待收割的麦子被雪盖住了，受活人没了收成。在这个时候，小说中最主要的人物、双槐县县长柳鹰雀出现了，他是来救灾的。这个当年的“社教娃”，靠着自己的对于政治的无限狂热和不择手段，在极短的时间内当上了县长，在双槐县这二亩三分地上，他就是“皇帝”哩，说话说一不二不算，老百姓见了他还要磕头呢。他的画像贴满了双槐县的角角落落，像马恩列斯毛样。就是这样一个“政治狂”，他来到了受活，在受灾的时节组织了一场“受活庆”，受活庄上的人从他那里领了钱，对他感恩戴德，还在其秘书的授意下对他磕了头。柳县长满足了，在众人的感恩声和磕头声中。但是他又不满足，他有着更为惊人的设想，他要去俄罗斯购买列宁遗体，以此来发展双槐县的旅游业呢，谁能有他这样的魄力？在受活庄人表演“绝术”的过程中，他灵感突发，组织成立了“绝术表演团”，不仅让受活庄人挣到了大把的钱，也为县上赚足了购买列宁遗体的大笔款项。他雄心勃勃，像邓拓杂文《一个鸡蛋的家当》中的财迷样，为以后全县人民如何花钱犯起了惆怅。他为自己卓越的政治才华而激动不已，在建造列宁纪念馆的同时，也为自己造了水晶棺，并在上面用金条书写了“柳鹰雀同志永垂不朽”的字样。但是，他的政治乌托邦之梦终于破灭，列宁遗体不仅没有购买回来，他还为此而被撤职了，老婆也跟了自己的秘书。受活庄人几乎在同时遭了大罪，他们几个月辛辛苦苦挣来了的钱全被抢光了，茅枝婆的四个孙女被圆全人强奸了，他们的天堂之梦再一次无情的破灭了。他们回到了受活庄，但都已不再安生了。断腿猴用他自己扣来金条准备着新房，在可以想见的未来，受活庄必将有一场劫难。
柳鹰雀，这个中国当代政治环境下培育出来的怪胎，在完成“全世界最伟大的农民领袖；第三世界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自我定位之后，终于痛下决心，自残了双腿，到受活庄安家落户了。受活庄在柳县长主持的最后一次常委会上成功“退社”了，似乎又回到了原来自由自在的天地中去了。但是，我们在小说的最后部分看到，又一批残疾人涌入了耙楼山脉的深处，他们因为“政府修了天大的水库”而被迫离开了家乡，他们寻找的是比受活还要受活的日子。我们由此知道，在小说所隐喻的泛政治化的时代，天堂不在，受活的日子也还离我们很远很远。
（阅读版本：阎连科。受活。—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1）

200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