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之前，回乡下老家，经常会碰到一位身材高大的老人，他脸色红黑，见人总带三份笑，看上去与普通的乡间老农，没什区别。每次看到他，我总是恭恭敬敬地喊他一声陈老师。而其实他不是我的老师，也没有做过多少人的老师。出于客气，我喊他一声老师。村里更多的人是真呼其名，或者喊他老陈。
其人姓陈，老家是在距我们这个村子，十多里之外的镇子上。乡下人管这个镇子称“街”。老陈是从“街”上来的人。若干年前，中国经历了一场历史上数千年也难一遇的“酷劫”，有许多人从“街”上下来。老陈也是那时候，被按排下了乡。可他的下乡，下得与别人不同。据我所知，那些年月里下乡的人，都是城里初、高中学历的青年。老陈水平比他们高多了，是正宗的清华大学的学生。在许多当年下乡青年之中，老节的年龄是最大的，学历也是最高的。在从“街”上下乡之前，老陈已经有了下乡的经验了。文革开始之后，清华学校闹得更欢，老陈站错了队，被整成小右派；得势一方上台之后，老陈被开除了学籍，赶回了老家镇上。
其时老陈的父母已逝，兄弟到在，但都已各自成家。家里人本以为老陈是飞上天的凤凰，那想到他却是以这种不光彩的方式回来了，还可能与兄弟抢父母留下，却已分光的家产！所以老陈回到老家，但居然没有人能收留他。在街道张大妈、李大妈家过了几天。镇里刚好开始搞知识青年下乡运动，街道就给老陈一个名额，老陈就来到了我们的村子。
老陈从前居住的镇子，和农村生活条件差不多少。所以老陈到了农村，适应得也快。在清华大学里拿笔杆子的手，没有想到拿起扁担、锄头到也在行。他很快适应了农村田间各种农活，和村子里的农民溶到了一块。没有事的时候，农民询问他在大城市里，清华上学时的种种，他向农民们请教庄稼的田间管理。没有多长时间，老陈居然找到了他的“小芳”，小两口相濡以沫地、渡着老陈生命中艰难的时光。
老陈的小芳，现在已经是奶奶级别的了。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十分温柔娴静的一个女人。给老陈育有两子，是当时村里的赤脚医生。从前看一幅农村赤脚医生宣传画。一年轻、且有活力的女农民，赤着脚，背着一红十字药箱。看上去还真有点象老陈的老婆。对于他老婆，我是有点惭愧，小时候，一次她给我注射什么疫苗时，我还狠狠地踢了她一脚！
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当年的老右们都平了反，许多当年的知青们也回了城。有的是带着他们大肚子的小芳回去，有的则是把他们的小芳扔地乡下。老陈却回不去了，镇里的家早就没有他的份，而回去读书，年岁已经不饶人了！
政府也给老陈平了反，补偿了他十多年的工资，两千余元。八十年代初，两千元能干好多事，老陈就用这两千余元，给他们全家盖了三间瓦房。当地政府还把老陈按排到一农村高中作老师。按常理，一个清华大学学生，作一农村教师，应是绰绰有余。可走上课堂，老陈悲哀地发现，他的大脑被扁担、锄头们堵得太久了。十多年时间，他没有想到自已还能有拿笔杆子的机会。结果人是物非，所有的知识散落到农家的田园与大粪车里面了。
老陈发现自己不适合当老师，领导也发现了，但他们对老陈现状的认识，没有能一步到位。他认为老陈只是不适合作高中老师，但作初中老师总可以了吧？所以又让老陈到一家初级中学里却作老师，结果老陈又失败了，后来让老陈到一家小学里作老师，老陈还是不行！最后，老陈居然作了一段时间拉鼻涕幼童的老师。没干几年，老陈办了病退。十多年的农村生活，已经毁了老陈做学问的神经，在作学问上，老陈真的变成一节朽木！
还好，老陈的儿子们都争气，所谓的龙生龙、凤生凤，从遗传学上讲，还是一个真理。老陈的大儿子考上了北京一著名学校。小儿子成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我最后一次看到老陈是两年之前，他刚从美国的儿子那儿回来。他对我说：“不习惯美国的生活，还是咱农村好啊！”
如果说这话的人，是个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里的老农，我能认同；但老陈的话，说了却让我心痛。社会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让他这条龙，变成了虫。当然，一个人活着，活得就是一个心态，如果老陈真以为好了，我们能有什么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