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心理学家说，每个人都需要被赏识。在中国的古代，那些屈沉于下潦而又有才华的人，往往会把别人对他的赏识当成一种大恩大德，于是就有了“知遇之恩”的说法。
在春秋战国时期，那时人人都有被“知遇”的可能，也人人都能够对他人施以“知遇之恩”，可惜到后来，秦始皇六合一统之后，历代帝王不仅独掌天下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且连“知遇”的权利，也收到了自己一人的手中。看看后来那些落魄文人的经历，大概就会明白——他们的才华在当时已经名动天下，唯一因为没有得到皇帝的“知遇”，所以才被后人称为“怀才不遇”。
不过，有些才子也是因为言行不慎而自毁前程，北宋的柳永就是一例。他当时在汴京赴考，目的就是为了求功名，却偏偏要说“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结果被仁宗皇帝抓住了把柄——你柳永既然不要“浮名”，还来赶考做什么？“何需浮名，且填词去”——仁宗皇帝竟然和一介草民书生叫起板来，将柳永轰出了考场。柳永在落榜的同时，竟然也敢抓皇帝的把柄——你不是叫我“且填词去”吗？那好，我以后的创作就是“奉旨填词”。好在当时毕竟是宋朝，仁宗皇帝没有继续和柳永赌气，若事情发生在明朝或清朝，只要一个“心存怨谤”的罪名，就足以使这位落魄才子身首异处了。
就在柳永郁郁离京的同时，他谱写的新词却已经唱遍了豪门府第与市井陋巷，甚至远播到外邦异域。凡是有水井的地方，就会有人唱柳永的词——这句话不是宋国人说的，而是西夏人说的。可见，柳永和他的作品在当时已经是具有相当的“国际”知名度了。但遗憾的是，后世在评价柳永时，几乎每个评论家都要加上一句“怀才不遇”，这未免有失公允。也许中国历来有这样的传统，评价一个人的成就，往往是以他能否做官和官职大小作为标准。而官诰乌纱、紫袍金带，永远是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的。殊不知，柳永的天赋只能表现在填词谱曲上，而绝不适合从政。
同样的道理，唐朝大诗人李白，他是最好的自由诗人，可是有一段时间却被安排进了翰林院——皇帝的机要秘书处。这对李白的天赋而言，根本就是舍长用短，更何况李白终日放浪形骸于诗酒之中，天天醉得“天子呼来不上船”，作为机要秘书确实不够称职。所以，几年后李白因失宠而被“放还乡野”，对他来说实其实并不冤枉。
再想想白居易，如果他不被流放江州，能有幸与流落在那里的琵琶女相识吗？当初在居住长安城内的豪华府邸，享用着高官厚俸、受着皇帝恩宠的白居易，歌姬舞女从来没少见过，可那时怎么没见他与这些青楼女子产生过“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鸣呢？可见，白居易被贬官江州，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后人都是一大幸事，否则后人就见不到千古绝唱的《琵琶行》了。
说句公道话，皇帝的“知遇之恩”也不是那么好消受的，有时足以毁掉某些文人。汉代的东方朔，他原本是个好好的文学家，但为了能使自己吸引皇帝的眼球，竟然扮演小丑，以优伶的方式引起皇帝的注意。由于手段比较另类，他的目的似乎实现了，汉武帝确实让他天天跟在自己身边，可是又与他共同商议过什么军国大政呢？只不过时时让他插科打诨，供自己开心解闷罢了。为了不被皇帝一脚踢开，东方朔进退两难，不得不一直客串宫廷俳优，直到以小丑的身份终了一生，他留给后世的文章，反而被俳优的名声湮没了，真不知道是幸也不幸。
所以，对有些没有政治天赋的文人来说，皇帝的“知遇之恩”还是少一些为好。毕竟是“伴君如伴虎”，而且老虎似乎比皇帝更仁慈一些——它会吃掉你，但决不会侮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