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诚的讲写下这个题目时我是思忖再三的。即要不要写和如何写的问题。最后，我觉得作为一种心理感悟我还是把它记录下来，算是我的一点反思。
一提自由好多人也许会想起五四时期一些响当当的口号，这里我想起的却是关于爱因斯坦的一个故事。因为此时我的案前正摆放着周国平的一篇文章《向教育要自由》。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正是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周在该文中介绍，爱因斯坦世逝前一个月他的母校苏黎世工业大学请他为学校百年校庆写篇纪念文章。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在文章中并为对母校大加赞扬，反而以自身的经历批判了学校教育体制的不合理。关于不合理的论述在此恕不引用。但在他的有关论述中周国平注意到了两点，一是“神奇的好奇心”，二是“内在的自由”。作为一种反向的立意这可能是其所谓的最大的不合理吧。爱因斯坦回忆说，他感到最大的幸福是毕业后在专业局找到了一份很实际的工作，可以埋头于自己的爱好，进行最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活动，而不是留在学院里进行一种被动而浅薄的学究论文式的研究。由此可见爱因斯坦之所以能成为爱因斯坦皆缘于他具备了以上两种优秀的特质。显然，这两种特质是苏黎世工业大学所欠缺的。那么什么是内在的自由呢？周总结以为“即不受权力和社会偏见的限制，也不受未经审查的常规和习惯的羁绊，而能进行独立的思考。”
能进行独立的思考，这是爱因斯坦最向往的精神活动和需求。可是在他看来这需要有个前提，即没有常规和习惯的羁绊。如果我们把独立的思考看作内在自由的话，那么没有常规和习惯的约束不妨看作是外在的自由。二者结合互为表里才能互为因果。于他而言学校教育需要的也许正是这些。
朱永新认为，理想的学校应该有一支创新型的、有活力的教师队伍。怎样创新或者说我们如何去创新？我以为就学校而言首先应该为教师酥松一块自由而宽松的教育土壤，而一些条条框框正是制约创新发展的痼疾和枷锁。当整齐划一，一刀切，甚至形式上的东西过多的时候，是很难打造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优秀教师队伍的。实践证明，一个人一旦背上了条条框框则无疑戴着镣铐跳舞。活力减少压力增大，这样的精神状态是难以进入创新境界中去的。因此，我非常认同朱永新对苏静的看法。他认为苏静之所以成名原因很多，但要紧的是学校在她毕业入校的时候，没有让她跟着老教师听课。如果她跟在老教师后面按部就班的学，学写教案学上课学这学那，最后的棱角将全被磨掉，她也就完了。不让一个刚毕业的青年教师去听老教师的课，有几个学校能这样或敢这样做？苏静是幸运的。她获得了教育的自由，她的才情灵感和悟性便在这自由中得以施展喷发。设想一下，如果她一毕业学校便组织她学东庐学杜郎口学洋思，甚至要求她每天必须按固定的模式写学案用学案的话结果又会如何呢？因此，我以为我们的教育如果不立足于素质教育这块丰厚的土壤，还是从应试教育出发将教学作为一种技术来对待的话，教育是不可能走出死胡同的。在教育教学上习惯或喜欢于死板僵化的模式，理念保守缺少开放搞活，学校将永远是一池死水，这样的学校是不利于教师个人的专业成长的。
最近我在捧读我的恩师张震先生95年赠给我的一本著作《文学的哲理美》，里面的一篇文章又一次启迪了我。他说在艺术发展中有一条规律，即“在艺术中异端便是正统。”所谓异端，即是对人们已经习惯了的传统思想和手法的叛逆。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文艺如此，教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记得89年10月我曾于泰安煤炭地质俱乐部聆听了宁鸿斌先生的一场报告。宁老师说学校检查教案，他的教案往往是最差的，写的极为简单不说简直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案。可是领导从未批评过他，还在大会上为他开脱。言谈话语间宁老师充满了对学校的感激。他以为如果学校对其教案大肆封杀的话，他也许就不会创造出现在辉煌的成绩了。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宽松自由的氛围对一个教师的成长是多么关键。
教育不同于生产工艺讲求固定的程序才能生产出模式同一的产品。教育是艺术，讲求百花齐放异彩纷呈。
艺术上有异端，教育上有另类和叛逆。
我想教育上的另类和叛逆有时也许正是教育上的创新。想想原青岛二中那个叫王泽钊的语文老师不正是这样吗？只可惜他没有苏静的运气好。他脚下的那块土壤使他不能自拔，这是教育的悲哀和不幸，相当于艺术中的火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