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面对面，作家就是卖梦的人
苏童，男，1963年生，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妻妾成群》、《伤心的舞蹈》、《妇女乐园》、《红粉》等，长篇小说《米》、《我的帝王生涯》、《武则天》、《城北地带》等。小说《米》、《红粉》先后被搬上银幕，《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大奖，获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妇女生活》改编为电影《茉莉花开》后，获得了上海国际电影节金奖。现任江苏作协副主席，为中国当代文学先锋代表作家之一，多部作品翻译成英、法、德、意等各多种文字。最新小说《碧奴》深受欢迎。
笔者语：这是苏童首次演讲，其间笑声一片，苏作家的幽默有味道。有幸参与深圳文化大讲堂，听一席言胜读十年书，记录如下，以娱良朋。
主持人：你什么时候有了当作家的梦想？
苏：记得69年文革中，我还不知道什么是作家，离文学远，所有的文字就是街头的标语，没有文学的概念。不过那里作文好，人生听到第一声表扬，就是老师在作文上给我画红圈，我很开心呀，最好的奖励，别的同学很难得到，我就想成为一个一辈子写东西的人，这就是最朦胧的开始。
主持人：你独特的地方在哪里？
苏：我比较笨，聪明人能做很多，写作适合我，比较堵闭，非常小的世界，小世界容易应付呀，大的我应付不来，小说通过虚构，讲述一个特别的王国，通过市场，别人就走进我的王国里来。
主持人：很多人在问，中国人怎么就没人得诺贝尔奖呢？
苏：人们有热情是好的，证明我们希望看到伟大的作品，但也不必太在意把文学奖看得多重要，它只是一个现有的权威，一种权力，瑞典所掌握的，只代表几十个评委。作者是否永恒，不是一个学院决定的，而是靠他的作品，托尔斯泰就没得过什么文学奖，他的文学成就还不是一样受人敬仰。
主持人：网媒文学对作家的冲击很大，对作家有什么影响？
苏童：现在人们的价值观比较混乱，处处爆炸出各种不同的声音，可怕的压力，这种信息压迫，对我还是有很大影响的。我在有意识的拒绝网络文学的冲击，信息压迫，读者减少，无所适从，我烦心，被抢去的读者哪里找回来？可我自己的生活就是不要家务线条单一，各种声音在爆炸，后来我想当我刚开始文学，我没想十几万读者，想出书，当时最低三千本，我有三千个读者就很满足了，他们在深圳，在北京，或者在遥远的漠河，当他们在夜间读起，就有无数个灵魂在共舞。与心灵勾通了，进而返朴归真，心里就好受了。
下面是苏童的讲稿内容：
深圳的朋友，大家好，首次演讲没有经验，本带来讲稿想读的，但本着真诚出发，就不能讲稿，谈谈对创作理解。
创作：我对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印象很深，她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她讲她的创作很感人：她年纪大的奶奶，晚年有个爱好，喜欢听梦，也缠住人说人，她去分析去解梦，四处去收集梦，人们对于自己的梦多是不肯说的，对她自然没有好印象。后来老奶奶花钱买梦，精明的小莫里森就开始卖梦给奶奶，可想梦是有限的，卖的真梦没了，就不停的编造梦，这是她最早走上文学之路。
作家是卖梦的人！我也卖梦，63年出生，成长在文革尾巴上，现在透过文学总能换回记忆，换回很多很多的梦。我想说那改变我一生的一年，72-73年，我十岁，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有多艰难，我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年。我得了肾炎，医生说会引发白血病，有可能会死。那时医生不会跟我说，母亲也不会，有一天我睡着了，母亲在门口跟舅母哭诉，我才知道我病得有多严重。
因病，我和别的孩子区分开来，我不能自由自在的去玩，没有了童心世界。医生说不能到外边去，冬天，天寒，我不想躺在床上，我觉得那冰冷的感觉就象走向死亡，所以我要求躺在竹床上，下面铺一床被子。我很惨，看不到外面的风景，舅父的房子与我的连在一块，刚好档住人来人往的路。由于父母上班，姐姐上学，我过早进入了自理，我怕死，一想不吃药我可能死，那就自己熬药，不想死，药再苦也得自己喝，孩子吃中药苦，大家都知道有多难，吞下去了嘴里苦苦的，我转而想到盐罐想吃盐，解解口中的苦，可肾炎不能吃盐，只能抱住盐罐，问自己想死吗？不想就忍。我的世界就是一个天井，雨落在天井的石板上，直到现在还在我的脑中徘徊，更大的世界：屋子边有一条河，对岸是母亲所在的水泥厂，在我的小说多次提到，这是我最顽固的记忆。没法，中药治病慢，过了一年“老人生活”，形成我孤独的性格，也发现自己日后有恒心去做好自己的事。
呆在室内多，使性格孤单，这是我特别之处。对，我后来很健康，同学吃惊，他们不敢相信。
谈到创作道路，我81年进大学，84年毕业，那时的文学叫伤痕文学，文革过去了，文学复苏，大家都在抚摸伤口，一边抚摸反思，一边看伤口，很热。当然那只是文学史中的一个潮流，的确影响了一大批的青年做着文学梦，中文系大学生，百分之九十五都要创作诗歌，多是朦胧诗，顾城，北岛，就是那时的代表，想见影响多大，每个人都写朦胧诗，我的创作有些无病呻吟，前些时余华还念我83年的诗来笑话我呢！
写诗写的多了，有了竞争，原本我在中学里作文最好，大学就不行了，很多人写一手漂亮文章。记得有位要好的同学，他读过很多外国文学，比如现代派的庞德之类，我非常乐意听他吟的，但他不写。有一次他写了一首诗，发在创作园地，很短，只有一句话，“产房——在太平间的天花板上”。我感叹，一句话也成诗，但一想生与死说的那么透，因是同学不好说佩服，我也对自己说你还不行，将了自己一军。
那时，我的创作产量大，一天五首诗歌，希望发表，四处找地址，每天往全国各地发，当时写上“邮资到付”就不必交邮资，唯一的成本是投稿的信封稿纸。但总是退稿，发出二十天左右退回，编辑太负责了，每每食堂吃饭，生活委员大叫，苏童你的信，拿过来就是一大堆，我怕了，虚荣心作怪！我是从不热心公益的，为了保障我的虚荣，主动提出保管信箱钥匙，为班级服务，从此谁也不知我的失败。
一日有同学在人民日报副版发表文章高兴开了，又一日有个说我文章写的比他好的同学也在新疆文学发表，唯我失败了，因而更